“集团结婚”：近百年前改造婚俗的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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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团体婚礼被广泛承受，成为宏扬新时代婚育文明的桥梁。每当七夕、情人节、“520”等时节，不少地方都会精心设计，举办规划盛大、内容丰富的团体婚礼。作为“西风东渐”的产品，团体婚礼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引进我国，为其时的婚俗改造起到了活跃作用。

集团成婚的鼓起是在清末以来“文明成婚”开展的布景下进行的，“光（绪）、宣（统）之交，盛行文明成婚，倡于都会、商埠，内地亦渐行之。”[1]相对繁琐冗长的“三书六礼”，文明成婚力求节省，在承受新式教育的学生、官绅团体中广泛盛行。在1928年蔡元培拟定《婚礼草案》的推进下，内政部于1930年拟定包含十二节的《婚礼草案》，“因古礼之遗，循风俗之宜”，仍稍显杂乱[2]。对集团成婚的推进起关键作用的，是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建议，旨在“改进社会次序，抢救国家危亡，康复民族品德，以规整、清洁、简略、朴素、敏捷、的确为绳尺”的新生活运动。而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为添加人口、鼓舞成婚生育推广的团体婚礼供给了簇新思路，如1930年墨索里尼在的里雅斯特（Trieste）举办70对配偶参与的“联合婚礼”[3]。

“集团成婚”一词于1934年首见于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各中文报刊。当年12月，上海市社会局“为推广新运、建议俭婚，仿意大利集团成婚方法，建议新生活集团成婚典礼”[4]。社会局讲话人称，“近鉴于风俗日趋奢华，成婚费用动辄数千，市民关于俭婚之期望虽殷，终不敢一马当先，惧遭亲朋之小看。际兹活跃建议新生活运动之时，俭婚实有由政府建议之必要，使民间易于遍及。至用集团成婚式，所以使成婚人明晰其为社会中之一员，将家庭之观念，扩而至于社会之观念”[5]。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，婚礼本钱的不断上升、攀比思维的愈演愈烈现已引发了个人经济甚至社会的巨大危险，不少人“宁可举起几年还不清的债，来争三天的虚荣……饥饿队里的大众多得难于估量，而远东最绮丽的电影院和耸入云际的大饭店，却不断地修建起来，点缀着都市的富贵；矛盾性引起了都市的危险性：自杀——个人经济溃散的成果；金融惊惧，银行关闭——标志着社会经济的溃散”，因此“需求严肃、盛大的成婚典礼，来搬运民间的错误观念，就是所谓‘变政先变俗’的作业，也就是拟议‘新生活集团成婚’最大的含义”[6]。

因此，“新生活集团成婚”的主要特征是由官方推进“俭婚”，“在极度俭省的经济分配之下，举办极度严肃的成婚典礼”[6]。1934年4月，上海市长吴铁城令社会局改进婚仪，社会局在“礼节严肃、经济时刻、节省费用”三准则指导下，拟定包含婚礼、相见礼、告庙礼三项的成婚规范典礼，很多删减其他细目，使婚礼能在半小时内完结。与以往经过八字、五行等择日的传统不同，社会局规则每年元旦、孔子诞辰、双十节、总理诞辰为集团成婚日期，以期将成婚日归入政府纪念活动的时刻序列。初期组织中，每次一起有五十对参与，每对交费20元，约仅相当于其时传统婚礼均匀花销的10%[7]。集团婚礼在市府新屋大礼堂举办，由市长、社会局长证婚；礼成后，由市长、社会局长配偶在市政府食堂欢宴新人，称作连欢宴。

1934年12月21日，第274次市政会议共同经过集团成婚准则。以如此实惠的花费享用如此严肃的典礼，每年节省的民财，“以每对五百元计，就是十万”，其促进社会经济安定的作用怎么？[6]《申报》社论从厉行婚姻伦德化、坚持婚姻严肃性两点统筹的视点必定了集团成婚方法，但也指出其推广尚有待于社会中上层阶级的事必躬亲；每年四天，每次五十对的限额过少，若市长、社会局长公事繁忙，可由其他局长及社会中之德高望重者分任其劳。针对举办次数过少的呼声，市府从头规划日期，拟定于每月榜首星期的星期三举办，每年举办十二次[8]。

为倡议集团成婚，上海市社会局职工在1935年1月9日的新年同乐大会上，扮演集团成婚典礼。2月初，社会局发布公告，定于当年4月3日举办榜首届新生活集团成婚典礼，并搜集集团成婚式样书[9]。上海首开习尚之后，北平、杭州甚至西川邮务工会会员都仿行谋划集团成婚，均拟于政府礼堂进行，由政府官员证婚。3月2日，上海榜首届集团成婚的挂号申请者已达到58对，并于当月11日开端第二届的挂号；榜首届核准参与的成婚人信息，均经过社会局公告发布，且成婚人须在婚前五日内的规则日期来社会局现场盖印成婚证、收取挂号证[10]。终究确认的59对新人中，男人多为公司职工、公事员、商人；女子近半无工作，其他多为学生、小学教员；男女最大年纪别离为37岁、30岁[11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集团成婚与推销国货相得益彰：男女礼衣均来自美亚丝绸厂，男礼衣甲种15元，乙种12元；女礼衣甲种5.6元，乙种4.5元，价目均属低价[12]。经过国货礼衣的物质符号，集团成婚将节省消费与民族主义绑定，以抵抗奢侈之风，并照应绸缎业公会建议、旨在与洋装、洋货竞赛的“国绸礼衣运动”。

初次集团婚礼前夕，上海市府于4月2日下午在大礼堂举办演习。当日，专用接送车辆于下午2时20分自负国际开出，30分经宝山路，3时前抵达市中心区。[13]婚礼当日，接送车辆的时刻、道路坚持共同，市中心区交通由七区二所派警员保持，指定七百余名观礼者由市府后门入内，新人由正门入内，以避免拥堵。礼堂内已安置稳当，礼台之下为成婚人行礼完毕后会集之地，下铺红毯、排定数字；其旁一侧为成婚人站立等候行礼之地、主席坐席、乐队，此外均为观众席。礼台和阶梯上安置鲜花，正中孙中山铜像前台上有成婚证书及纪念品。[14]

在市府楼下食堂化装预备完毕后，社会局派男女科员四人，由休息室中引导新郎新娘分行至市府正门大台阶，登阶时，市音乐队于礼堂外吹打。入内后，张莲青女士及国立音专四人奏钢琴及提琴，满屋由喧闹变为静谧严肃的气氛。婚礼开端，新郎、新娘别离由社会局科长孙秉辉、陈国伟引导入内，登礼台向孙中山遗像还礼三鞠躬，新郎新娘敌对两鞠躬，向证婚人致还礼一鞠躬。礼毕后由吴铁城及社会局长吴醒亚证婚，吴铁城宣读证词、训词，正式宣告新人依法结为配偶。[15]再次弹琴后，新人随手提明角灯和宫灯走出礼堂，“蓝袍黑褂与白色婚纱相映，远望之，颇类含有东方风味之花边图画，可谓奇迹”。

新人列队入市府大礼堂《申报》1935年4月4日，第13版

上海市长吴铁城与社会局长吴醒亚与新人合影《申报》1935年4月4日，第13版

礼成后，由王开照相馆担任拍照合影，派拉蒙、米高梅、福斯等美国影片公司均派拍摄师也在场拍照。合影时吴市长、吴局长站在新人中心，直至六点左右，人群才各散去，“一时市中心区及江湾路上车辆衔接、观众拥堵，一番欢喜情况，实未曾见”。[15]初次集团成婚大获成功后，市府于当年5月、6月、10月、12月别离举办第二至第五届集团婚礼，别离有35、54、142、111对新人参与。每届举办，中外人士“结伴往观”，市府广场前往往摩肩接踵[16]。从第四届开端，上海市广播电台向全市直播集团婚礼的全过程。直至1937年4月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共举办了13届集团成婚，这项新婚俗也风行全国，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杭州、芜湖、汉口、长沙、厦门及广西、云南的部分地区纷繁仿效举办。抗战成功后，集团成婚还走入上海郊区的浦东高桥，在1947年1月到1949年1月间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举办，逐步完成规范化、普遍化。

集团成婚相关插画《申报》1935年11月17日第12版

上海市第三届集团成婚新娘走出化装室《时报》1935年6月6日，第5版

集团成婚在市府新屋大礼堂举办，将本来用于行政活动的政治空间转化为公共典礼空间，不只使用政府修建的严肃性，更经过政治与私家典礼的结合，完成空间功用的叠加，强化了国家权利对私家生活的介入。经过规则新人从正门进场、观众从后门进场，以及红毯、指定站位等空间分隔保证典礼次序，表现了权利对空间的精细化操控。婚礼完毕后市府食堂的“连欢宴”，则将私家庆祝活动归入政府处理的公共空间，进一步含糊私家范畴与公共权利的鸿沟。

经过将节省上升为公民品德，集团婚礼衣务于新生活运动“去奢崇俭”的意识形态；其使成婚人“明晰其为社会一员”的愿景，将家庭观念融入社会观念，经过典礼空间将个人婚姻归入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中。市长、社会局长作为证婚人，将政府威望归入婚礼典礼，使婚姻合法性由传统家族转向国家认证；孙中山像、对总理遗像三鞠躬的礼仪等，经过空间符号，将婚姻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。宣扬机器经过将集团成婚宣扬为处理其时上海社会矛盾的手法，经过典礼空间搬运民众对经济窘境的焦虑，刻画了“严肃典礼代替虚荣消费”的合法性叙事。

集团婚礼现场经过音乐、灯火与鲜花的安置，营建“静谧严肃”的气氛，使参与者感受到与传统婚礼不同的现代崇高性。专业拍摄与新闻媒体的广泛传达，将婚礼转化为公共视觉事情，进一步强化其影响力；提早公告揭露新人信息，使私家家庭成员转变为公共演示事例，婚姻被赋予了引领社会风尚的任务。但是，虽然集团成婚“无阶级约束”，但参与者多为公司职工、公事员、商人（男性）及学生、教员（女人），实践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团体扮演，暴露了典礼空间的阶级局限性。传统“蓝袍黑褂”与西方“白色婚纱”调配，宫灯与西洋乐器的并置，企图经过符号混搭消解传统与现代的抵触，刻画一种“东方风味”的现代性。

作为权利浸透的东西、应对社会危机的战略和现代性认同的出产，集团成婚不只是婚礼方式的改造，更是国民政府经过空间出产完成社会操控、意识形态传达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典型事例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徐珂：《清稗类钞 (第5册)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
[2]《内政部拟定婚礼、丧礼草案》，《兴华》1930年第27卷，第6期。

[3]秋水：《国闻周报》，1930年第7卷，第23期。

[4]拜见《沪社会局建议推广新生活成婚典礼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4年12月7日。

[5]《新生活集团成婚方法》，《申报》1934年12月9日。

[6]孙咏沂：《“新生活集团成婚”拟议的前后》，《社会半月刊》，1934年第1卷，第8期。

[7]吴一恒、陈叔英：《各地农人概略——上海邻近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24卷，第16期。

[8]《新生活集团成婚》，《申报》1935年1月28日。

[9]《上海市社会局公告字第900号》，《申报》1935年2月7日。

[10]《参与集团成婚男女社会局开端查询》，《申报》1935年3月3日。